27号搬到望江，最终宿舍果不其然地成了我独居的幽室，辽阔得如同篮球场，若再安静一点还能从角落听到大声说话的回音。只是位置有点彪悍，一爬就是六层，每天提前到三点开始的夕照与其说是来自远处那块蔚蓝色的“新世纪电脑商城”的牌子，不如说更像是来自一部炙热不安的小说。在完成这样的印象后我艰难地拖动一个个巨大的袋子，把东西掏内脏一样掏出来，搁置在最合理的位置，最容易找到的地方。我不时去阳台上洗手，和蟑螂在途中邂逅。从大门口到楼梯过道到处都是慷慨激昂的人们，脸上写着《恋情的终结》里的那句话：“我到底惹你什么了，让你非要判我活着不可？”在床上小躺片刻又迅速被楼上传来的电钻声活活惊醒。去TM的人间悲剧。整个过程反复给我的感受就是一场割礼。
搬家的时机恰好赶上了在江安呆到腻歪的临界状态，最后一夜在混沌的蘑菇味中毫无新意地结束了。从零七年秋天帕瓦罗蒂死掉的当天开始子，那些在图书馆里打盹儿发呆，在阳台上躲着大雨接电话，在客厅看欧锦赛的日子终于作古，除去自己费尽心思填充的一大半时光，剩下的生活确实如无休止地嚼口香糖，最初的香味早早消耗殆尽，其中充斥着的猜忌和等待，过于年轻地闯入了我的生活，但也只是孤零零地闯入，仿佛年幼无畏的感伤一度借尸还魂。
因为时至今日才看得清什么叫改朝换代，什么叫气象大开，什么叫浑然天成莫非自然。却也没能料到，什么叫关节酸痛，什么叫大功告成，脑袋一片空白。
过了很多年我才发现，先知先觉的结局就是等着被超越。我从小喜欢足球，上五年级突然改行打篮球了，因为那个夏天我看了Slum Dunk。初一转到实验中学的第一天下午班上就有一场篮球赛，我完全不明真莫道不消魂相，上去砰砰砰扔了几个，还拿了个全场最佳。原因是同班的基本都是残疾，有几个撇着八字踢球出身的，面对实验没有足球场这一事实也只能每天默默地对着电视意淫，上了篮球场就面如土色，几次险些自摆乌龙。往往叱诧、驰骋这种词语都是用来表达暂时的意思的，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和每一个悲情英雄一样，无缘无故地荒废，无缘无故地每天下午坐在教室读乱七八糟的书，篮球场上依然很热闹，可毕竟已不是我的天下。偶尔小露一手，颇有当年的英姿，可惜我一米七体重不到七十公斤时我打后卫，现如今我两个一百八还打后卫，所有人都无法理解，更无法想象这背后的那一抹惨绿。
小的时候被父母逼着背唐诗，后来自己也慢慢有兴趣，上了高中就非常轻松。非常轻松，那会儿记性好，用了两个早上把长恨歌给背了，处处引用，后来发现大家都会背了，我也傻了。上了高中迷恋两样东西，一是20世纪以来的小说，二是摇滚乐。最开始家里书架上有两册很旧的《现代派小说选》，我懵懂地翻开，一看目录全是牛逼西西的名字，可从普鲁斯特到福克纳全是“存目”，仅有的几篇被我迅速翻完，语文课我用来读读本后边的小说，《巨翅老人》就是那会儿看的。其实在当时，最大的震撼与其说是提供了另一种叙述方式，不如是说对于那些初涉现代派的人们来讲，有个启示是不管你写得多烂，写成什么玩意儿，只要有几个傻乎乎的姑娘在底下说，哇塞好深奥哦！你都可以用意识流来解释。后来我常常觉得，意识流和社会主义可能是被广大年轻人误读最多的词语了吧，如果英语也算的话……那时看得最多的杂志是通俗歌曲，又称《摇滚》，从ACDC听到Belle&Sabestian，脑海里到处弥漫神秘的意象。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被我看了不知多少遍，结果有一天不知哪儿听了一耳朵“这不是郭敬明写的吗？”，我当时非常晕眩，匆匆下楼去学校对面吃了一份面皮。饭馆里苍蝇嗡嗡嗡乱撞，电视上正在报道西班牙队前一天四比零血洗了乌克兰。我坐在漆黑的空气中突然意识到，我所迷恋的青少年亚文化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因为当别人开始质疑自己的喜好并有意识地向着先知先觉的人靠拢时，聪明的人会把那个地方微微一笑让出来，告诉他们，我也所知甚少。
不能说是那个偶然的事件让我觉得重新反思一下是有必要的。后来狂爱看电影的时候买了数不清的碟子，甚至买了好几本影视编导的教材，差一点就自学成才。前几天回家还翻出来《启示》又看了一遍，却读出了另一层意思。不但文明的衰落由其内部开始，每个人的衰落亦如是。当一个人对某件事物达到偏执的热爱时，这个人已经丧失了探讨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对那些所谓的“情结”敬而远之。举个例子，我喜欢拉丁美洲，可我照样得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搞独半夜凉初透裁，搞黑金，他们会在偷渡去美国的车上强奸你的妹妹否则就把你扔去喂鳄鱼。对于摇滚乐，我始终觉得那是青少年的玩物，连Sid都说了，真正的摇滚乐只在舞台上。有一天我们几个路过实验中学，走过超市时从天而降一颗足球，惊诧中抬头一看，原来楼顶被改成了操场，最恶心的是当场就有人开始感叹了。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想要征服别人，最好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也不枉神童一场，虽然那些没有成为球星的注定不会成为球星。
“……我们习惯了把爱仅仅视为一种私密现象，朋友们在其中彼此敞开心灵，而用不着为世界及其要求所困扰。”
——汉娜·阿伦特
在阿伦特那篇纪念艾辛的文章《黑暗时代的人们——思考艾辛》中，她一再强调了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至于“爱”，她提到了亚里士多德：philia，亦即公民之间的“友爱”，乃是城邦的优良生活的基本要求之一时，我们很容易认为他只是在说城邦里不能有派系之争和内战，但对于希腊人来说，友爱的本质在于言谈。只有交换意见，才能把公民聚集为一个城邦，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希腊人把这种在友爱的谈话中获得的人性称为philanthropia （仁爱），亦即“对人的爱”，因为它通过准备与他人分享世界而显示出来。
斯人已逝，我们若将视线投于当下，会很容易地发现艾辛曾经生存其中的那样一种窘迫，逼仄的状态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我们离真理的本质越来越远，各种类型的叙述日复一日地试图重新解构着已有的一切程式。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品种日益繁杂，亚文化蓬勃兴旺，赫胥黎诅咒般的预半夜凉初透言被抛至脑后——然而当我们试图析出一条脉络，却发现而与之相对应的历史恰恰站在这种“不假思索的乐观”的另一端。当下的中国社会，处在一种冷兵器时代终结后，由宗法社会的惯性的繁衍出的威权主义政权和社会长期以往的“超稳定结构”之中。在这种结构中，公共领域被压缩，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消弭了个人的独立存在，直指某一个宏大的、和历史有关的集体叙述中，并在20世纪的70年代达到了顶峰。由此阿伦特所提倡的“交谈”前提，在一整套与革莫道不消魂命相关的语言体系中，一如不同语言间的诗歌翻译一般，“损耗”了它本应拥有的人文关怀和及词语背后广阔的思考空间。在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中，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友爱”早已推及成了同阶半夜凉初透级的爱，同志之间的爱，更重要的，是对至高无上的领袖无所保留的爱。
我还记得当年阅读蒙田之时，读到“我思考我自己”时那种切肤的触动感。现在想起来，在我懵懂的幼儿年代，我像很多人一样，接受的依然是整齐划一的教育。每逢六一儿童节，老师总回要求我们穿上一模一样的衣服，站在高高的台子上边，仔细听着来自一个深沉声音的召唤，无论他说了什么，我们都需要抬起右手，庄严地仰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并在一阵参次不齐的歌声中面红耳赤地获取陌生的荣誉感。这种集体的骄傲如同一种癔症，会轻而易举地带给人难以名状的激动情绪和不顾一切的勇气。记得1999年5月的一天，气急败坏的大学生在街上游佳节又重阳行时，曾砸碎了一家小卖铺的窗户。老板站在太阳的阴影中，他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南联盟大使馆，更不懂大学生为什么要选择他的窗户。他气冲冲地揪住一个混迹在游佳节又重阳行人群中的乳臭未感的小学生，那个家伙却极尽能事地辩解，我只是听别人指挥去做的。
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叙述这个片段，是因为同样相似的场景曾发生在那场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中。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一方面要求以人类的名义而非犹太人的名义对他进行审判的壮举，及其背后隐含着的超现实人道主义洞见，更重要的是她也不无沉重地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无知即恶，无知意味着判断的引退，接踵而来的是人性的丧失，人类间关爱的消失殆尽。人由此丧失了自觉，变成这样那样的机器：宣传机器，杀人机器，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机器，不假思索施加暴力的机器。将人异化成机器，往往必先由大兴反智主义而始，上至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下到卢梭精神的实质，便是崔卫平所说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反启蒙，因为启蒙是一种对人类固有智力的点亮（enlighten）而非创造（create）”。至于亚里士多德的交谈，在海德格尔写给胡塞尔的信中就表达了他对语言的不屑，而在《存在和时间》中，他说，闲谈，是一种对存在的遗忘。在集权主义的环境下，时时刻刻加工人类的思维和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是统治者每天的工作和行为。在以塞亚柏林看来，“消极的自由”往往容易导致集权，而令人苦笑的是，他们没有进行检验，就一如既往地把对象放置于需要引导的位置上，使其获得他们希望获得的理性，既而实现阶半夜凉初透级内部的“自由”和“民瑞脑消金兽主”。
在所有的程序中，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可以任意被代表，被定义，被批判，或是被“消失”的。人和人之间的交谈成了一种格式化的问答，这样的例子我们太熟悉了，三十年前我要是希望去望江南门吃上一碗凉面，或许先得每天坚持早起背诵语录，好在嘴巴说出的每个句子前能够脱口而出。这需要激情，更需要布景，妄言那个时代没有爱是不切实际的，但起码当时的人不懂得如何真正去爱自己。时间到89年之后，中国经济起飞，更多的人开始注重个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注重手机的品牌和子女的学校名气，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在马尔库塞笔下，他们是“单向度的人”；而在哈维尔那里，这种倾向被叙述成一种内在化的存在——“为了平稳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诚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正处在一个实用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或许自古便是如此。我们始终缺乏一种事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存在的张力和未来的情绪，准确地说，这种关系称之为爱。而归根结底，我们始终处在或许将要持久地处在一种莫可名状的运动状态中，在这个持久的状态里，缺位的始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人的文化自觉；多的是苦难，是动荡，是生存的艰难和血统的记忆，是皇帝换了一茬茬，你方登场我唱罢，是看不尽的万千繁华，走马观花。
萨义德曾说过，真正人格完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不会轻易听从任何一种言之凿凿的理论或是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也我以为是小到青年时代的花前月下，大到如甘地一般，普渡众生。至今，依然在试图进行一次又一次次不成熟的思考，可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放下笔，抬起头出神地想。思绪一路飘回到了1999年那个下午，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中，小卖铺的老板愤恨地看着那远去的瘦小背影，从此我宁愿不为世界所困扰，也再不会随意打碎别人家的窗户了。
从一个五月到另一个五月，从下午到另一个下午，我们每天去不同的地方吃饭，有时近，有时远，有时喝酒，有时也不喝。但都得先在校门，凑在一块，这儿一坨，那儿一坨。站着蹲着，打着闹着，看别人手里的短信抢口袋里的烟，老师都回家了，好看的姑娘都上车了，乱七八糟的眼神也就那么去了。不远处还有山，半山炊烟，一群野犬急急忙忙赶路，表达着生活里最简单的愿望。我们摇摇晃晃地，从这里进去，从那里出来，找一个店，人不多也不少，谁都不说话，三三两两地绷着头皮，揭开门帘坐下来，把脚舒舒服服放在对面的椅子上。我那时很不喜欢绿色，但后来常出现在回忆中。每当我问起他们，他们却总是说：你记错了。大学里的一天，有位老师突然说，十四年前，我借了一本书……于是这团绿色就出现在被大家遗忘，却专门属于我的记忆里。那天我吃着一份酸不拉几的面皮，不时伸着脖子看看墙上的体育新闻。我手机上挂着个路飞，他的帽子轻轻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不小心抬头，就看到对面亚麻色的两条假腿，主人长时间没拿去洗，缝隙里生出了细微的苔藓，一条一道，一道一条，生机勃勃，却像是淘气而肮脏的涂鸦。有人说，今天是六一啊，要是下雪能多好。最后他们和我都去了不下雪的地方。到处是绿色。
我在外边，找了个孤僻的下水道痛痛快快地呕吐一番。天空静悄悄的，只是不停变幻色彩，从橘红到紫色，是一个个长长的叹息。
有时我真的不知道，对子女教育的失败之于那些苦心积虑的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即使是从鸿蒙之初会开始告诉他们，要懂得廉耻，要忠于正义，要用理智和头脑来保护自己，不可以伤害他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对陌生人投怀送抱，可是情况还是一团糟糕，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忙得死去活来，多少人被倾轧，屈服于泛滥的暴力，各种恶的行为中；另一方面，行恶的人却不以为自己为恶，反而从中获得快感，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控制他人。我常常会感慨其实这个世界最真实的状态根本不是自己在读书读到全身酥软，顺便幻想一片风姿绰约的草地，或是吞下一只动人的贝类时所愉快地想到的那样，而是一如伍迪艾伦所说：那些好人似乎确实在夜里睡得要安稳一些，可是坏人在白天更快乐。
我们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无非两种，一是耻感教育，二是恐惧教育。中国自古都是这么教育人的，所以在中国道德不像是一个值得传教士去远走他乡传播普罗大众的事情，而更多的是个人内心一张隐秘而薄薄的纸，随时可以去戳破它，但必须顾忌的却正是耻辱以及恐惧。所以一个不道德的人，往往也容易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个死皮赖脸的人，一个脱离了初级羞耻感的人。道德对于他来说，永远是底线而非高线——因为只要底线之上可以任意作为，底线就可以无限修改、降低标准；而高线则意味着一种社会期待，还有可以扩展的标准。所以去年范跑跑事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笑的说法莫过于“救学生是一个老师的道德底线”。试着想想，一个人总是时时刻刻根据底线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非高线，这会是什么情况？举个例子，若“犯法”是底线，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犯法便什么都可以做？
父辈们教给我们的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是二元式的——比如小时候看电视，总是喜欢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记忆中坏人永远是小胡子，而好人永远是大眼睛。这种约化主义色彩浓重的思维直接源于文瑞脑消金兽革中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方法，小学校园墙上贴着的小红旗小黑旗是，网络里泛滥的语言暴力是，新闻联播里义正言辞的谴责和“一小撮”们亦如是。这种思维流毒之深着实令人悲观，吊诡之处亦在于此——是不是说我们否认了这种方法莫道不消魂论，就在某种程度是模糊甚至消解、悬置了道德的审判？或许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已经有人得到了暗示？各种机缘的巧合又推动了它们的发生呢？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屠有暗香盈袖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纳粹军官依然可以在大街上悠闲地遛狗，京都的某处靖国神社依然香火不断，那些屠有暗香盈袖杀自己国民的政府，也可以凯歌高奏夜夜笙箫，好一番太平盛世。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树立这样一个观点是很必要的。那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在深刻的恐惧中，宁愿沉默而容忍罪行的话，我们若一再降低底线，就必然成了罪行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一定是在犯罪。如阿伦特说，无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性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对于那些失败的受教育者、或是不道德的人们，要试图以某种方式提醒他们高线的存在，掩盖罪行比罪行本身更加可耻。
历史一定会证明一切。证明我们卑微的，一无是处的胜利。
9号晚上在马丘第一次见到白水，他的形象和我想象中的没有太大的出入，身着一件彩色的彝族背心，稍微寒暄两句，就打消了彼此之前因仅限网络交往所带来的种种神秘感，他随和讲着一口跌宕起伏的川普，而饱受争议的身高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也不像是多么大的困扰。上台演出之前，我们一直靠着角落里吱呀作响的窗户和低声交谈，不时被仙人掌刺到后背，他期待Bloodywoods的新专辑和下半年的巡演，一个彝族乐队上台的时候还及时解答了我的困惑，谈到宜宾话里入声的存在时，顿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幸亏这话题及时被制止——又不是现代汉语课堂啊。和他同行的贝斯手明子，性情爽朗，高耸的一颗光头上扣一顶草帽，像是刚从地里下来，就直接进了玉林，有点梦幻。介绍成员的时候，他也只能不顾及台下的温度，小声说：我的名字是明子。
认识白水的时候还是高三，当时他也不如现在名气大，他的专辑也没有令人惊喜地出现在《通俗歌曲》的榜单上。我只当他白天是个医生，晚上是个精通多门乐器的四川人，还会不时制造出那些从QQ另一端传来的NEO FOLK。一度我还山寨他的录音室，在我可怜巴巴的周末时光，在我家堆满花花草草阳台，在野猫肆虐的子时下半，我七手八脚摆好笔记本，打开COOL EDIT并插上耳机（也可叫做监瑞脑消金兽听），一本正经地点开不同的轨道，跟着节拍器，一只脚还可能要踩着谱子，紧张地把不同的声音灌入电脑。我的童声，吉他，键盘，甚至，鼓……那些晚上，窗户外总要不时刮过一阵阵的横风，席卷着蚊子的残骸直扑我怀。几步外卧室的门虽然反锁了，但嗡嗡作响的感觉仍像是熟睡中的母亲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扰，最终决定起来探个究竟一般。但更多的时候，我都在低着头匆匆走在上学的路上，耳朵里始终回响着不同地区的民间音乐，毫无疑问，它们大多来自于那个藏在蜀南竹海里的吟游诗人的推荐。直到两年后我偶然读到了索飒的书，翻开满目疮痍的拉丁美洲地图，想象着崇山峻岭中那些满载苦难和悲怆的人，到底是如何用一副嗓子一把吉他讲述关于自己血统的传说，Victor Jara到底如何英勇地与圣地亚哥静坐的学生一起高唱着捍卫自己国家民瑞脑消金兽主的歌曲，义无反顾倒在血泊中。或是在东欧、在中东、在以色列人无法抵达的应许之地，他们又是如何去歌唱的。现在回想这一切才知道，当年懵懂的聆听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白水以个人发行了以川南民歌主题的专辑后，我似乎是早有预谋地体验到了一种失落感，来自于对自我的认知。在我的家乡陕北，那些为我所能记住的除了那几个黄兮兮的调子外，还能有什么？同时，被精心包装的民歌歌手一再符号般地出现在电视上，或为了生计在各种晚会走穴，时刻准备陶醉在选秀节目所带来的眩晕感之中，满足着普罗大众关于以往世界里奇技异能的想象。而这一切的幻觉背后却是当代的民歌价值体系，民间/人文精神未经广泛建立就被现代化媒介疯狂消解的隐痛。后来这种关于自我认同的恐慌的阴霾，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态时时刻刻统治着我的生活，尽管我开始努力接触那些习以为常却不屑一听的声音，却还是深感不得要领。鲍勃迪伦还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唱着，答案他妈的在风中飘荡。
此刻他在台上，所有的人都在齐合着那首诙谐的《童谣》。窗户外边逡巡着几张上了年纪的面孔，目光中太多的不解和欣喜，在他们听来，这旋律是如此的熟悉，却奇怪地来自这样一个鬼佬进进出出的咖啡馆。这应合了一位朋友的感慨：我外婆都爱听白水！我的思绪跳跃到了几十年前的一个模糊的想象，一个叫王洛宾的男人在一个再年轻不过的夜晚出发，在一列挤满士兵的车厢里昏昏入睡，车窗外是别人没见识过的飞沙走石莫道不消魂戈壁滩，在那些老人皮肤般粗砺的土地下，他颇为得意地获悉了一阵阵召唤。
这些声音以某种特别的形式穿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和白水的歌声一道最终抵达我了所在的这一刻。并像一个老朋友那样，醉醺醺地伏在我耳朵上，神秘地诉说了很多。
现在回想，在我大学时代的四年中，不知他妈到底有多长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当时班上有个同学A,除了戴眼镜和对土司面包的爱，她的情况和我很相似。有点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遇到对得上胃口的人会滔滔不绝，有一些细小隐秘的爱好，喜欢阅读，喜欢犯冷，如此等等。
当年我常常去二楼，因为那里放满了文学类的书籍。我会在第一个楼梯口不时遇到她，我们会交换着看看手中的书，出于相同的爱好和礼貌，不管对方手中拿的是什么，双方都会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称赞。随即小声寒暄两句，撤离现场。这似乎是那个时代两个人之间最流行，也是最恰当的的交往形式。比较安全，充满尊重。有一次，我捧着一本刚刚借来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边走边低着头翻看，突然感觉到不小心撞到了什么，一抬头竟然是A。她和善地笑了笑，看到我手中的书，脸上不知怎么，迅速闪出一丝紧张的神情，她问我：你在哪儿找到的？
我感到奇怪，便告诉她，在一楼。她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不安。就在它该在的地方。我自以为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她有些恍惚地点了点头，慌慌张张地顺着楼梯下去了。这件事情让我好奇了很久。我们依然在图书馆不期而遇，彼此每天都有几万汉字入账，脑子里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外边世界的时光飞快。
毕业很快就来临了，各种各样的事务很快占据了我的一切时间。我慢慢习惯上下班，习惯每天早晨像蝙蝠一样吊在公车里上班，打着哈欠看手机新闻报。后来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日子里，图书馆的记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一天黄昏，我路过市图书馆，恰逢闭馆时间，一个矮矮男生刚从里边出来。他站在门口，喝完水杯里的最后一口水，整理了一下斜垮着的书包，掏出耳机塞进耳朵。车堵了很久，我出神地望着他，直到被嘟嘟的喇叭声拉回现实。
后来的一个周末，我和几个朋友在酒吧消磨时光。我们聊天，喝酒，和漂亮的女服务生插科打诨，把脚舒舒服服地放在桌子上，谈论四月。从进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看到有个穿着亚麻色衣服的女人一直坐在靠边的窗户处，不时地朝这边看一眼，那个姿势似曾相识。接着她证实了我的预感，慢慢走到我身边，我抬起头来。她露出那友好的微笑，像是魔力般穿越了好多个日子抵达这一刻，并让我伸出手来，告诉她，好久不见啊，A。接着她把这句话当成了“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随便坐下来，说别急，我慢慢告诉你。
那会儿我经常读政治学的书，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比较多，哈耶克啊，波普尔啊，阿伦特啊什么的。大家也不怎么懂，但当时那个书架的竞争尤其激烈，想要借一本不错的书，经常要去”抢”或者直接去柜台预订。有一天，我无意路过五楼，发现一排五楼马克思主义书籍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书很新，也很全，但有点冷清，似乎没什么人问津。我突然有个念头，就去一楼把那些自己喜欢的书统统拿到五楼，然后偷偷混夹在书架里。我一直这么干，到后来甚至闭着眼睛都能找到那些书。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你撞到我的那天。我当时正要去五楼找书，刚好就是你手中的那本（什么来着？），我也忘记了，但我明确地记得前一天把它放在本雅明文集三四卷中间，而全图书馆只有这一本，请相信我对于图书馆的了解。看到你拿着它我当然很惊讶，但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被侵犯了似的。我慌慌张张地跑到五楼，发现图书管理员正在弯着腰，歪着头细细地查看这一排排的书架，不时抽出一本书来，瞅一眼侧面的编号，丢进旁边的手推车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路过，偷偷瞟了一眼那小车里的书。好家伙，那真是什么书都有：托福单词，极权主义的起源，如何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差不多就这意思）……说实话我有种晕浪的感觉，再看那管理员，似乎是一副70年代红卫兵的打扮啊。过了一会儿那些车子吱呀吱呀地被推走了，载着那些让我心碎的书，等着被放回它们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再后来我们就毕业了，我也不怎么去图书馆了。忙。再没回去五楼看过。
她讲完了，呷了口酒。我递给她一支烟，她迟疑了零点一秒，接了过去，点燃了，慢慢抽着。我们以前没这么干过。奇怪了。我有些好笑地想着当年这一切，想着我们在图书馆的奇遇，想着后来我们又如何像那些书一般，被妥妥贴贴地指定好，呆在该在的地方，安分守己，不再乱跑。过了一会儿，屋子里变得暗暗的，太阳就那么下去了。她的眼镜里升起几盏窗外街道上的蓝色绿色的灯光。我问她，那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啦？她沉吟半响，像是朝着面前无数看不见的气体，轻轻地嘟囔道，我入党了。操。
准备明天去看这个片子，我现在光凭听来的都能写篇影评了。这段时间读崔卫平和哈维尔，我发现暴力真的是深不可测的东西。从一个简单的侧面来讲，崔卫平提到了某波兰作家的一句话，暴力真正的恐怖不在于本身，而在实施暴力的轻率。细细一想这太对了，日本人当年杀了再多的人，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最多也就是一个可以调动情感的面无血色的数字。而如果电影里有一个日本人饭前便后如同洗手般随便地杀人镜头，相信更多的人会为之颤抖。辛德勒名单里就有这样的镜头，一军官一觉起来，伸了个懒腰，连拉链都没顾得上拉，就走到阳台上“帮帮帮”地很随性的几枪，对面操场的犹太人就那么死了。
另一个方面，暴力实施时/实施后，人是否应该当一个“人”来看待？按康德的说法，不具备理性的人就不能算人了，那么既然不是人，杀人就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又要以人类对于暴力的理解来判决？这是出发点的错误，所以我推荐以后大家不要骂日本人是禽兽了，他们就是人，禽兽做出这种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做出这样的事情。
至于阿伦特在纽伦堡审判时坚持的那个理论，我博客常驻这么多愤青，我看我就保持沉默了。
明天去看片。不吃爆米花。
我常常觉得，工具理性时代的弃儿就应该是我这副模样。
